继彭蕾、周岚等人相继“出海”后，阿里巴巴又一资深高管加入阿里巴巴全球化业务。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商家大会上接受36氪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原天猫总裁王煜磊(花名乔峰）将回归，出任北美商业大使，负责阿里巴巴在美国、加拿大等市场的全球化业务。

目前的趋势是，阿里巴巴的老员工们正在全面负责领导阿里巴巴全球化业务。

2018年3月19日，阿里巴巴宣布向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追加20亿美元投资，蚂蚁金服CEO彭蕾即将兼任Lazada CEO。4月9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内部信称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彭蕾将卸任，并出任Lazada董事长兼CEO，而蚂蚁金服CEO的新任人选为井贤栋。

工号为7的彭蕾是阿里的“十八罗汉”（均为阿里巴巴知名合伙人）之一，她曾在短短三年内奠定了支付宝在阿里的底牌地位，并成功将支付宝推向全球220多个国家，占全球国家个数的80%。在将支付宝推向海外的过程中，作为CEO的彭蕾积累丰富的海外实战经验。

同样地，在出任阿里巴巴澳新总部董事总经理一职前，周岚曾是天猫国际的负责人，拥有大量与海外厂家和品牌沟通的经验，她的工号是48。

与其他海外市场相比，澳洲市场是阿里巴巴等巨头相对较晚进入的战场，这是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口分散，导致物流效率较低。

不过，36氪获悉，早在2016年，周岚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慢慢组建团队。2017年2月，阿里巴巴澳新总部正式成立，周岚被任命为澳新总部董事总经理。近日，阿里巴巴在澳洲上线Made Easy网站，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商家提供专业的电商服务。

与以上两位知名老员工背景类似地是，工号91的倪亮曾负责阿里巴巴在印度、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化业务，现在他的职位是阿里巴巴澳新总部资深总监。

此次加入出海大军的王煜磊也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将。王煜磊为原天猫总裁，曾历任阿里巴巴商务合作及市场推广部经理、淘宝网资深总监、快乐淘宝总经理，阿里巴巴集团天猫事业部副总裁，阿里巴巴淘点点事业部总经理。2015年3月8日，阿里巴巴宣布免去天猫总裁王煜磊的职务。

选择经验丰富的老员工，无非在于海外市场情况十分复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消费者购物习惯、贸易政策、强势产业都有不同，一般员工难以担此重任，曾创下过辉煌战绩的老员工们无疑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更重要地是，海外市场份额在阿里的营收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2015年，马云曾提出：“未来十年海外市场要占到阿里收入的一半”。2017年，阿里巴巴在当年年报中首次披露，来自速卖通和Lazada的海外年度活跃买家数已经合集达到8300万，成为阿里巴巴当年年报上的亮点之一。这或许也让阿里巴巴下决心追加投资Lazada20亿美元。

国内市场空间的逐渐饱和也迫使阿里巴巴、京东等巨头们开始向海外扩张以达到营收新的增长点。就在阿里巴巴宣布成立澳新总部后几个月，京东也成立了澳新总部。

值得注意的是，36氪了解到，乔峰、彭蕾等多位出海的高管，在阿里内部被称为“商业大使”，对外则冠以总经理的头衔。这或许是为了显示阿里对国家海外贸易政策的响应。如“一带一路”等政策，都鼓励国内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促进海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被称作“商业大使”也很形象。

目前，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天猫、阿里云、飞猪以及盒马鲜生都不同程度地与海外多个公司和品牌达成合作，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商家大会上，这五大业务也被阿里巴巴称作“五个全球”，分别对应为全球付、全球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游。

未来，阿里巴巴的目标是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1000万中小企业，并实现全球72小时内的商品送达。（江苏领航转）

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作为四大宏观经济指标之一的就业率也表现积极。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2013年以来，官方通过多个渠道零星披露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基本维持在5%左右，即便与登记失业率之间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但两个数据均指向我国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和4.9%，均低于去年同期。而同期发布的一季度末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9%，创2002年以来新低。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让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就业始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点。

专家认为，长期的低失业率水平说明我国就业状况基本属于充分就业，经济运行良好，产业结构优化。同时，5%左右的失业率也能支撑6.5%的GDP增长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涵盖农民工等城镇常住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发布，弥补了此前登记失业率统计范围不全面、不能灵敏地反映中国就业市场变化的缺陷。

弥补缺陷

失业率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的“晴雨表”，也是国家出台或调整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80多个国家开展劳动力调查。其中，大部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发布基于劳动力调查的失业率。

长期以来，我国官方定期发布的就业失业数据是城镇登记失业率，通过行政记录方式获取，由人社部门发布。

但由于在登记失业率的统计对象中，那些想就业而没有进行自愿登记的失业人口、农民工等非城镇户籍人口是不在统计范围的，这就导致了登记失业率数据低于实际失业率。人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

也因此，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被认为并不能真实和灵敏地反映中国就业市场的变化。

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无论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还是经济“过热”的2007年，我国登记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9%—4.3%之间。

“失业率指标，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如果统计数据不准确，会影响国家决策。”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也因此，早在“十二五”时期，中央层面即宣布拟适时公开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讨论时间非常长，至少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要改革我国失业率的调查方法。”李长安认为，现在推出与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指标，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工作。

据了解，早在2005年，我国就建立了全国劳动力调查制度，开始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组织开展劳动力调查，进行调查失业率统计。

记者注意到，在国家统计局此次正式对外公布数据前，我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失业率试点。最终的样本覆盖范围，也从最初的31个省会城市扩大到65个城市，进而又从2016年开始，建立了覆盖全国所有市（地、州、盟）和约1800个县（市、区、旗）的抽样调查制度，以反映全国及各个地方的就业失业状况。

“我国和西方不同，中国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比如农民工，所以在统计上存在很大困难。最初的调查失业率统计，只在一些地方进行小规模试点，没有全国铺开，而最初数据仅供中央层面内部参考，因为本身方法上需要修改完善，一开始样本量小，代表性还不够强。”李长安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调查失业率所统计的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指调查时点前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也包括休假、临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口。城镇本地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均属于调查对象。在统计范围上，全国每月调查约12万户家庭，且按比例每月轮换，以保证调查真实可信。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看来，“此次国家统计局正式对社会发布月度调查失业率数据，表明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劳动力调查制度已经基本成熟，也标志着我国就业失业测量体系日趋完善，对科学构建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监测指标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业稳定向好

多年来，中国的失业率究竟有多高，一直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调查失业率是一个国际化的指标，这一数据公布后，我国的调查失业率具有国际可比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相较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能更准确、客观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和经济运行情况。

今年4月起，城镇调查失业率已正式纳入国家统计局的重要统计信息发布计划。

国家统计局4月17日的数据显示，今年1—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分别比去年同月下降0.2、0.4和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9%、4.8%和4.9%，分别比上年同月下降0.1、0.2和0.1个百分点。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2013年以来，官方通过多个渠道零星披露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基本维持在5%左右。而城镇调查失业率相较登记失业率，二者之间基本保持着1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2013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透露，当年上半年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这也被认为是调查失业率第一次被官方披露。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同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二者相差0.9个百分点。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比同期登记失业率高出了一个百分点。

同样，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9%，创2002年以来新低。与同期5.1%的调查失业率相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1.21个百分点。

不过，即便二者之间存在“数据打架”的问题，但就业率均表明我国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从统计数据来看，连创新低的失业率指标不仅表明宏观经济继续健康发展，也透露出比较充分就业目标基本实现。”李长安称。

“我国人口基数大，能将失业率控制在5%这个水平很了不起。从国际上看，5%的失业率是比较正常的水平，表明经济运行良好。”赖德胜告诉记者，美国2017年的失业率为4.9%，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等，都在20%、30%的水平。

不过李长安告诉记者，要非常准确地反映失业状况，调查失业率的调查方法、调查范围等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目前的样本量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不能说十分准确，相对于我国7亿多劳动者来说，12万户的样本量还是比较小。另外，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比较复杂，目前的调查统计是将调查时间点前一周内至少有酬劳动1个小时就算就业。基于目前的国情，这可能会低估了失业状况。”李长安告诉记者，扩样本量一定是一个趋势。

据记者了解，虽然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数据之间有差别，但未来将并行发布。李长安告诉记者，虽然二者表面都反映失业状况，但其内涵不同，登记失业率主要与熟知的发放失业保险密切相关，而调查失业率则更客观地反映宏观经济。

经济拉动力增强

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总体实现了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目标。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奇迹。

过去5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有6600多万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失业水平为6.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失业水平为5.5%，全球平均失业率水平为5.7%。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城镇地区失业率水平既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

李长安认为，就业形势趋好，首先应归功于我国经济继续以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持续增强。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曾表示，按目前的弹性系数，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190万到200万人的就业，6.5%左右的GDP增速，就能实现1100万人以上的年度就业目标。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提出经济增长6.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李长安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情况下，近几年维持的5%左右的失业率水平应该还会稳定一段时期。同时，这一失业率水平，说明我国就业状况基本属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能够支撑6.5%的GDP增长。

在李长安看来，就业形势趋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大提高。

“如今，第三产业吸纳了我国将近一半的劳动力，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绝对主力。”李长安表示。

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56.6%，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6%。

李长安还认为，新经济、新业态的大量涌现，成为创造劳动者新岗位的新动能。

在2016年，李克强总理就曾表示，新经济、新业态支撑就业的能力超出预期。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中央高层多次在调研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让更加公平、充分的就业始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点。

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即提出“高质量就业”，这一提法也写进了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中，则又加进了“更充分就业”的内容。不仅如此，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就业优先战略”。

赖德胜向记者解释称，充分就业，就是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这是一个国际标准。

“过去是有活干、有工作，现在是要保障高质量的就业，比如是否签合同、工作是否稳定、是否有社保、收入能否维持比较好的生活等。”赖德胜表示，好的就业率的前提，是保证好的就业质量，从研究来看，近些年我国的就业质量整体上是逐步提升的，但在地区、人群、产业之间还存在就业质量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据了解，今年政府工作的目标是至少要保证1100万人就业，但方向是1300万人以上。今年还有820万毕业生，创历史新高；近500万中专毕业生、近百万复转军人和去产能转岗职工需要保障就业。同时，叠加世界经济跌宕起伏、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等外部因素，这意味着，今年的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在赖德胜看来，地方应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此外，应该有更多的经济增长中心和就业中心，比如在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使经济增长更加均衡、协调。此外，还要培育更多的增长动能，大力创新。（江苏领航转）

中国经营网

电子社保卡来了！在2018年4月22日福建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布，正式签发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未来在全国推广，以后用支付宝刷脸就可以领取。

记者观察发现，仅在本月，就先后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 “电子营业执照”、公安部一所的“电子身份证”、人社部的“电子社保卡”亮相支付宝，证件电子化速度越来越快。

早在2016年6月，社保卡就开始了在线化服务的探索。当时深圳人社局与支付宝合作，率先探索用支付宝绑定社保卡，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医保移动支付城市。

随后，各地社保局与支付宝等进行电子社保卡的可行性探索。一年多时间里，能把社保卡“放进”支付宝的城市，包括杭州、武汉、深圳等14个。支持用支付宝办理社保缴费的城市有南京、长沙等40多个；可以办理社保查询等人社服务的城市有上海、天津等90多个。

把社保卡“放进”支付宝非常简单。只要在支付宝首页搜索“城市+社保卡”，如“武汉社保卡”，根据提示完成“刷脸”即可领取。以后，老百姓在医院、药店就诊买药时，再也不怕忘带社保卡和现金了。

此次人社部正式对外发声，意味着电子社保卡在各地的探索应用，得到了人社部认可。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支付宝里绑定了社保卡的市民，未来可便捷地升级为符合人社部标准的全国统一电子社保卡。

而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各类证件的电子化明显提速。2016年10月，深圳交警部门和支付宝合作推出全国首个电子驾驶证。今年3月，浙江省公安厅和支付宝合作推出电子居住证。

而仅在2018年4月，就先后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电子营业执照”、公安部一所的“电子身份证”、人社部的“电子社保卡”亮相支付宝。落地速度越来越快，宣布推出电子证件的机构也从地方机构升级为国家主管机构。

互联网业内人士表示，证件电子化是“互联网+政务”的必然发展趋势，一是机构之间的数据逐步实现了打通，二是以前需要本人带实体证件到现场办的事，现在在手机上“刷脸”就能证明“我就是我”，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借助互联网刷脸认证、安全保障技术，证件电子化将从前几年的小范围探索试点阶段，加速进入全国推广阶段。（江苏领航转）

北京晨报

记者从4月17日在京召开的2018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获悉，截至2017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3.2万人，其中2017年回国48.0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人社部与多部门配合中组部开展“千人计划”，深入实施各项引才计划；通过开展一系列留学人员交流对接活动，如广州海交会、南京留交会、大连海创周、武汉高创会等，促进人才、项目、资金对接。

会议表示，目前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环境不断得到优化，人社部通过完善省部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协作会议机制，加强对各地留学人员创业园的指导；通过开展创业创新活动、加大创业创新支持，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提供便利。

截至2017年底，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共351家，其中省部共建创业园49家；入园企业2.3万余家，8.6万名留学回国人员在园创业。

人社部还大力实施“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2017年“赤子计划”共吸引各类海外人才为国服务2000多人次，1.6万余个人才技术合作项目参与对接，签订合作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2000余个，参训专业技术人员上万人次，掀起海外人才为国服务新浪潮。

据悉，改革开放至2017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其中374.08万人已完成学业，313.2万人选择在完成学业后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3.73%。十八大以来，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江苏领航转）

中国网

编者按

4月17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宣布投资南京五星控股旗下汇通达45亿人民币，与之携手构建农村商业新生态。

成立于2010年的汇通达还是今年3月科技部公布的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唯一的农村电商。

这家公司凭什么备受瞩目？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7年1月刊的文章《汇通达下乡记》曾对这家公司做了深度剖析。今天再次与读者们分享此文。

采访 / 罗真  潘鑫磊  姚音

文 / 罗真 本刊案例研究总监

农村，一个巨大而原始的市场，看似充满机会，实则难以“驯化”。关于这一点，农村电商的拓荒者感受深刻。

2014年，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眼看城市流量红利几乎消耗殆尽，纷纷进行渠道下沉，不仅争相下乡“刷墙”，还在县、乡镇乃至村一级设立站点，各自试图搭建起一张新的流通服务网络，打入农村市场。两年过去，市场教育、工具普及等方面成效明显，但如城市一般势如破竹的景象并未重现，消费习惯、网络素养、物流成本等仍是横亘在农村电商前的巨大障碍，一些服务站点因水土不服而被裁撤的消息也时有报出。

几乎与此同时，一家并非电商出身的企业也瞄上了乡镇市场。与巨头们不同，它没有意愿也缺乏根基，去新建一张以自己为核心的电商网络。在这家企业看来，扎根农村的夫妻老婆店是激活这一市场的关键，只要将这些老旧失修的“水龙头”进行翻新升级，天然适应农村市场且拥有强大自驱力的它们，就能成为最高效的流通节点。

经过数年摸索，这家名叫汇通达的公司以大家电为切入口，以乡镇夫妻店为支点，以县市级代理商为杠杆，撬动了全国1/4的乡镇电商市场。

（编者注：据公开资料显示，汇通达目前已覆盖全国18个省份、15000多个乡镇，累计发展并服务80 000多家乡镇夫妻店（汇通达会员店），服务网络惠及6700多万户农民家庭，覆盖2亿农村人口，是国内覆盖规模最大的农村生态电商平台。）

一路三“变”

“企业的整个性质变了，变成了以服务为核心。”

汇通达并不是一开始就奔着农村电商去的，而是在无数次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型试错中，一步步接近了这个机会。

从线下到线上

汇通达的创办者并非无名之辈。董事长汪建国、总裁徐秀贤均为知名家电连锁五星电器的创始元老。2009年，将五星电器卖给全球最大家电连锁百思买（BestBuy）后，汪建国等一众“老五星”开始二次创业，相继在五星控股集团旗下创办了孩子王、好享家、汇通达等品牌。其中，汇通达是唯一一家定位在“老本行”——家电业的企业。

汇通达于2010年底注册成立，跟百思买签订的同业竞争禁止协议到期后，2012年正式组建团队运营。

“当时的想法，就是把这个我们熟悉的老行业继续做下去。”徐秀贤说。究竟怎么做，初期思路并不清楚，只是朦朦胧胧画了几道“红线”。比如：不做竞争激烈的城市市场，做农村；不做连锁，县级市场已被做掉，乡镇市场又很难养活；不做传统渠道分销，价值不大……

讨论过后，团队敲定做家电产品的供应链平台，连接品牌厂商与最末端的县乡市场。依托平台模式，汇通达将此前的多级代理环节缩减为“工厂-平台-乡镇”三级，加上多品牌并行流通，效率较厂家原有流通体系显著提高。

第一年，汇通达做了近20亿元的规模，但徐秀贤感觉“很有问题”。三级供应链条几乎无继续缩短的可能，效率难再提升；物流、人员等均为刚性成本，尤其是家电业原本就竞争充分，利润空间不大；要提供附加价值，核心无非金融和数据两项，上游厂家的金融需求不强，自己掌握的分销数据对厂家来说也价值有限。

考虑到传统方式不可能实现突破，汇通达尝试做了第一次转型：2013年，交易从线下转到线上。由于B2B业务本身的复杂性，业务洽谈等许多环节仍在线下完成，但交易搬到线上，沟通变得快捷，更重要的是各类数据得到了更好的沉淀。

“把互联网引进来，实现线上交易，才能做数据的积累……今后做供应链金融也好，反向做C2B、C2F也好，才可能对供应商有价值。”徐秀贤当初的想法很简单，知道这一模式就是被热炒的“B2B的O2O”已是后来的事。

从上游到下游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2014年。汇通达此前的定位一直是为上游厂商服务，引入互联网也并未改变这一点。但徐秀贤没多久就被迫发现，这个大前提也需要调整。

首先，上游品牌厂商本身非常集中，提供服务和价值提升的空间有限。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汇通达越做越大，渐渐与厂商原有的渠道销售团队形成了替代关系，因而有了利益冲突，尽管最高层希望借汇通达提效，但无奈来自内部的阻力太大。

期待大企业短期内革自己的命并不现实，汇通达干脆掉转头，转而为供应链另一端的乡镇夫妻店服务。这一转，也为后面的布局打下了基础。

与上游厂商相比，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夫妻店们显然有更强烈的服务需求。“从来没有哪一个组织是专门为它们服务的，大家只不过利用它们去卖货而已，把它们当下水道。这群人就是草根，自生自长，但是恰恰又非常重要。”在徐秀贤看来，夫妻老婆店是连接城乡的分配器。商品进入农村，它们是一个个水龙头；农产品进入城市，它们就是集散中心。

吸引汇通达的关键一点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夫妻店天然适应当地市场。农民消费信赖熟人，老板一句话比什么产品介绍都管用，夫妻店90%左右的生意都是来自熟人。再如，农民消费喜欢即买即用、讨价还价，先拿货后付款很常见，对售后服务缺乏等待的耐心……夫妻店灵活的经营形式能满足其需求。最重要的是，夫妻店的经营成本相当低，无论是人员工资、房屋租金、门店税收，还是送货上门所用的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都形成了其顽强的竞争力。

然而另一方面，它们的软肋也跟优势同样明显。

典型的问题是，这些夫妻老婆店体量一般都不大，面积多在一二百平米，商品种类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因量小无法拿到优惠的商品进价，供货渠道不稳，管理也较为初级。

汇通达首先想到的是，为这些夫妻店提供更丰富更优价的商品供应。

为此，汇通达首创了连而不锁的“会员店”模式，即：为成为会员的夫妻店开发管理进销存等业务的后台系统，将所有会员店的后台连接起来，整合其需求信息，统一向上游厂商采购商品；前端仍充分保持其灵活性，不要求统一门头、标志、价格。为了提升其加入意愿，会员制的核心理念是“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只服务不管理”。

商品方面，汇通达以大家电、农用车等“三高”类产品为切入口。所谓“三高”指：物流要求高，普通快递送不到；售后要求高，需要安装维修等服务；体验要求高，看到实物才会决定购买。一来，汇通达本就熟悉大家电市场，二来此类商品需要的服务较重，利于增加会员店黏性，同时也与阿里等更擅长做快消品的电商建立了区隔。汇通达的首批会员店多是家电经销商。

2014年，汇通达发展了5000多家试点性质的会员店。虽然已有了后来模式的雏形，但这个阶段的汇通达仍是供应链思维，以多卖货为根本目的。

从卖货到服务 

最根本的变化发生在2015年。

2014年前后，各路电商掀起下乡大潮。如果说之前店主们只是听说过，或与电商有过零星接触，仍属于“钝刀子割肉”，并无太大感觉，此次冲击则带来了切肤之痛。加上2013、2014年“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市场形势本就较差，“家电下乡”政策也已终止，夫妻店的日子一下变得不好过。

“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他们有了危机感。最大的危机感是什么？就是生意不好做，卖货难。”徐秀贤说。

与解决“买难”相比，解决“卖难”是一个系统工程。团队通过调研走访，发掘出会员店最核心的痛点和最需要的服务，2015年推出了第一个版本的“5+”服务，业务重心真正转向用先进工具和理念武装夫妻店，综合提升其销售能力。

“这个转变力度很大，不再以供应链为核心，企业的整个性质变了，变成了以服务为核心。”

打通乡镇市场经脉、积累农村消费数据，关乎城乡流通链条的根本，得到了同在遭受“卖难”之苦的上游品牌商、中游代理商等各方的支持，不仅一步步成就了后来被称为“农村电商独角兽”的汇通达，也为其未来的业务拓展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目前，汇通达平台上的商品已经从大家电逐渐拓展到农资、农具、建材、酒水等品类。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上了这些整合起来的终端网点的潜在价值。比如，汇通达正在安徽试点“微物流”项目，利用会员店在最后一公里配送方面的灵活性和低成本，借助调度系统实现高效众包配送，吸引了物流公司等合作方，甚至已有资本找上门来。

“武装”会员店

“将会员店打造成农村社区的智慧服务平台，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较真的话，汇通达模式并非一个简单的“农村电商”可以概括，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为夫妻店赋能，增加这些终端“水龙头”的出水量，至于成交形式是“全自动”“半自动”还是“手动”，汇通达并不强求。

具体到汇通达赖以壮大的核心手段——会员店“5+”服务，也超过了做电商的范畴。

+工具 

这个“+”，简单说就是帮助夫妻店“拥抱互联网”。汇通达在原来后台管理工具“超级老板”的基础上，又为会员店开发了面向C端消费者的工具“汇掌柜”，重点门店可在微信端或App端开设自己的网店，村民只要手机扫一扫就能关注店铺并购买。上线能提高交易效率是一方面，关键是顾客信息能得到更好的留存，为后期的互动营销、精细运营提供了条件。

与工具开发相比，让学历不高的店主们接受并学会使用这些工具要困难百倍，“手把手教”毫不夸张。根据汇通达的调研，农村地区兼具网购意识和网购能力的人仅在5%左右，发达农村这个数字也仅为8%。开始，汇通达对难度的估计也不充分，只开发了App版本，结果发现过高的学习成本、不稳定的网络条件构成了巨大障碍，增加微信端后情况才得到改善。

+顾客 

跟城市商户面对海量顾客不同，乡镇店面对的是镇上相对固定的客群，更像一个池塘。要增加销售，必须放弃坐等人上门的方式，主动与顾客建立连接，设法将之激活。

比如，会员店开通网店后，顾客扫码关注就会成为“粉丝”，店主可以利用汇通达提供的工具，对粉丝信息进行整理分类，通过短信及微信群发、手机端推送等形式针对性地发送营销信息。之前留存的老顾客信息，也可以借用工具重新盘活。

更具特色的是，汇通达还在会员店下面设计了一层虚拟组织——代理人。代理人由会员店自行发展，一般是妇女主任等村里消息灵通的热心人。他们一方面宣传转发店铺信息，或在村民有购买需求时直接推荐其到店消费；一方面也留意村内动向，发现谁家要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就会反馈给会员店，再由老板针对性营销。成交后，会员店老板会通过提成或礼品的形式回馈代理人。做得好的老板能发展二三十个代理人，代理人甚至能为一场活动带来几十万元的成交。

+活动 

通过工具将顾客转化为粉丝只是第一步，要真正培养其对移动端工具的兴趣和使用能力，必须进行各种形式的“演练”。比如，教老板们在粉丝微信群里发红包提高微信使用率，鼓励粉丝们在线上领取礼品券抵货款，或者在网店里放上一块钱或几块钱的劲爆商品来吸引用户抢购。

+商品 

前三步做好的会员店，销售能力都会有明显提升，对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汇通达进而为会员店提供线上的虚拟仓库，只要汇通达线上商城里有的商品，会员店就可以在线下单，从之前的“有啥卖啥”变成“要啥有啥”。

+金融 

生意规模扩大也会带来资金周转压力的增大，汇通达顺理成章发展出了金融服务。由于会员店的后台数据直接与汇通达总部相通，判断风险并不困难。此外，理财、消费金融等服务也都在陆续开通。

所有会员店都享受基础的“5+”服务。随着会员店数量的增长，汇通达开始对会员店分类分级，选择性地进行扶持。

比如，当一个镇上的会员店达到三五家甚至更多之后，汇通达会推出“门店管理门店”模式，设置一家中心店。中心店可以组织镇上经营不同品类商品的会员店“结盟”，各店粉丝共享，店内商品共通，促销活动相互打通，比如买家电赠送的优惠券可以在旁边建材店使用，形成一个当地的购物圈。目前，家电品类之外的“异业”会员店已成为汇通达的拓展重点。

2016年，汇通达又重点提出VIP店的概念。VIP店支付年费，享受全套打包服务，是会员店的最高形式。汇通达专门为其布置大屏智能终端，对其开展点对点全面培训，还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总部会向VIP店专供特价机、劲爆机等一些热销商品；金融便民、劳务进城、最后一公里物流等正在拓展的服务产品也只有VIP店才有权开通；此外，VIP店也像中心店一样享受一条街的“联盟管理权”。

2016年，汇通达的试点VIP店有六七百家，未来计划做到1万家左右。在徐秀贤的设想中，未来VIP店在一个镇上可以扮演“供销社+信用社+邮电局+服务站”的角色。“将会员店打造成农村社区的智慧服务平台，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目前，汇通达会员店为56000多家，但徐秀贤并不想将这一数字无限扩大，他计划在2019年做到20万家会员店，覆盖20个省2万个镇，接下来的重点是对存量市场进行深耕，进一步发展增值服务，提高付费门店的转化率。

“收编”代理商

将成百上千家平台公司聚集到一起做一件事情很难，但正因为难，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壁垒。

依托“5+”服务的会员店模式是汇通达的立身之本，但细究起来门槛不高。如果只是按照最初的路径发展，汇通达顶多算是占了先机，护城河并不牢靠。一方面，极高的人力成本需求会拖慢其拓展的脚步，这在争抢地盘的混战期很可能导致市场机遇的错失；另一方面，汇通达与早期普通会员店仍属于松散的服务关系，对抗竞争风险的能力较为有限。

整个模式之所以经得起推敲，还在于汇通达很快拉来了另外一支关键的力量。它们的加入不仅使这张大网开始以更快速度扩张，也使会员店与汇通达的黏性大大增强。

这就是多年来一直在跟乡镇夫妻店打交道的县市级代理商。

倒逼出来的妙棋 

刘亚军是常州欣满意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做格力代理商已有一二十年之久，公司有30人左右。2015年下半年，他的公司多了一个身份——汇通达控股的子公司。

加入汇通达后，刘亚军仍是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运营，但同时接受总部的监督和考核，库存、周转、利润、销量、增长状况等都有指标，每月必须参加例会，还要跟区域内的其他子公司一起排名，甚至面临末位淘汰的风险。

像欣满意这样的子公司，汇通达已经发展了500多家，内部称为平台公司，每家平台公司平均对接100多家会员店。

平台公司就是一个区域的平台服务商，它们原本就与乡镇夫妻店有着紧密的商品供应关系，加入汇通达之后又承担起了为其提供增值服务的职能。目前，平台公司是汇通达整个链条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商品采购、供应链金融等重要的业务、职能都由平台公司承担。为此，汇通达在选择平台公司时也十分小心，不仅会通过上下游合作伙伴对其业内口碑进行全面的调查，还会重点选择经营实力较强的一二线品牌的代理商。

这一设计是会员店模式倒逼的结果。“会员店在镇一级，数量又这么多，一定要有人去服务它们，而且要跟它们贴得很近，靠总部怎么服务得过来？”徐秀贤说。更重要的是，这支服务团队必须熟悉当地市场，熟悉夫妻店老板的行事方式，还要懂得怎么做生意，否则无法赢得小老板们的信任。

靠汇通达一己之力去建立这样一支团队，不仅速度慢，成本也高。将一直都在跑乡镇市场的县市级代理商纳入整个体系，利用其原有的关系和能力拓展会员店，便成了十分巧妙的一步棋。

“巨轮”的庇护 

那么，代理商们自己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加入汇通达呢？

为了尽可能减少代理商的顾虑，与开发会员店类似，汇通达仍然坚持“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合作原则。

汇通达开发了针对平台公司的新“5+”服务，从商品、工具、信息、管理、金融等方面提升其能力，核心目的是帮其实现三个转变：从单一靠赚取商品差价盈利，到依靠培训、金融等服务实现多点盈利；从简单做商品经营，到客户经营；从单打独斗到与其他代理商实现资源、信息等的共享。

即便如此，磨合期仍难以避免。指标压力、合规要求等对自由惯了的代理商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为此，汇通达“软硬兼施”，通过目标考核、定期例会等管理手段推动其进入规范的运行轨道，同时也通过新平台培训、主题分享、内部商学院、文化年会等各种活动增强其对公司文化理念的认同。

“我们现在是500多家平台公司，2017年可能是800多家，2018年可能就是1000多家。把1000多个不同思想、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到一起来做一样事情，确实是很难。”分管平台公司发展运营的副总裁邢健虹说。但他同时指出，正因为难，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壁垒。

“区客店代”合一 

加入平台公司一环后，汇通达的服务能力迅速增强。目前有一支2000多人的地推军团，泡在15个省的乡镇夫妻店。按徐秀贤的说法，农村“O2O”里的“2”不是别的，就是人。

队伍扩张迅速，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管理，汇通达发展出了“区客店代”合一体系。

“区”是指汇通达分部的区域运营经理。分部是汇通达总部的区域性派出机构，基本以省为单位，个别网点密集的省如江苏又分成了苏南、苏北两个分部。分部主要负责区域的标准制定、培训管理等，平台公司负责具体执行。

“客”是指负责发展运营乡镇会员店的客户经理，隶属于平台公司，是整个地推队伍的主体，每个人“包干”几十家会员店，负责面对面谈、手把手教。

“店”和“代”则分别指会员店和代理人。

区域经理培训、管理客户经理；客户经理直接对接会员店，负责新店拓展、老店服务，同时承担平台公司原有的采购供应业务；会员店下面发展代理人。

基于这套环环相扣的管理体系，汇通达逐渐形成了一个类似蜂巢的生态系统。每个平台公司与其下属的会员店及其粉丝，都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态圈；每个区域内各家平台公司形成的小生态圈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生态圈；各区域的生态圈加在一起，就成了汇通达。

◆ ◆  ◆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汇通达模式的最大特点，也许可以是“加法”。无论是会员店还是平台公司，汇通达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原有的运作机制和利益格局。这一点让它在当下这场不无革命气质的下乡潮中显得友好而另类，也成为它能迅速覆盖全国1/4乡镇市场的主要原因。

但在大局远未定型的乱战时代，汇通达并不百分百安全。

在会员店规模增长的红利结束之后，真正实现基于增值服务的多点盈利，需要汇通达拥有极强的洞察能力，对汇通达经验边界和认知边界的拓展潜力是相当大的考验；如何真正将大小型号不一的小舢板牢牢捆绑在一起而不致在风浪中解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最后，农村是一个节奏相当缓慢的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不存在未来会被颠覆性的技术或模式彻底改变的可能。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在变的汇通达还会继续变下去。

本文全文原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7年1月刊

部分数据以“编者注”形式已做更新（江苏领航转）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和优化人才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即日起，本版推出“聚焦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系列报道，从发展现状、细分业态、政府推动、“互联网+”等多个角度，呈现当前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做法，敬请关注。

人力资源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深挖人力资源这座创新发展的最大“富矿”，有利于释放发展潜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就业优先战略的部署，制定了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保持较高增速，行业规模更是跨越万亿门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蓬勃发展，营业总收入连续几年保持20%左右高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快速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服务产品日益丰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据最新人力资源市场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设立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67万家。2016年全行业营业总收入11850亿元，同比增长22.4%。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蓬勃发展，形成了包括招聘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劳务派遣、人才测评、高级人才寻访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在内的服务体系和服务功能。从营业总收入来看，连续几年保持了20%左右的高增长态势。”人社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孙建立说。

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呈现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三类主体竞争发展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类市场主体中，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已成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主体力量，截至2016年底，全国2.67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民营性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占70.6%。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不过30余年，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得益于国家对人力资源服务业的重视。

从2011年人力资源服务业首次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到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首次对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作出全面部署，2016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突出人力资源服务业在人才市场化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到2017年《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制定2020年前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目标……随着法律法规逐步健全，行业监管和标准化建设日益加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政策体系渐趋完善。

服务就业创业和人才发展，大大缓解“招工难”“就业难”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只需注册并填写一份电子简历，便能自动匹配适合的招聘岗位；想要开工厂，只需提供硬件设施，员工和管理都可以外包；提升员工素质，保持员工健康的心理状态，不必专门设置培训部门和岗位，通过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即可实现……

人力资源服务业迅速发展，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交流机会，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帮助1.8亿人次实现就业和流动，同比增长17.7%；共为2820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了人力资源服务，同比增长15.9%。

如今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已经从招聘服务、档案管理、代收社保等传统形式，向提供多层次、分类别、多样化的产品转变。

一方面，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人才智力需求量快速增长，国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的国内外引进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2016年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高级人才寻访等业务同比分别增长5.7%、8.6%、7.7%、12.9%，高级人才寻访(猎头)服务成功推荐选聘各类高级人才116万人。新兴业态增长迅速，人力资源市场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网络招聘和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等新服务形式的涌现，为促进就业创业提供新的动力。2016年，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网站11675个；通过网络发布岗位招聘信息28518万条，同比增加15.7%；发布求职信息59208万条，同比增加20.9%。

为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持续发展，从2010年开始，我国陆续建设了上海、重庆、苏州等11家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达到35家。到2020年，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将达到20家。

“通过发挥产业园区培育、孵化、交易等功能，能够有效促进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聚集发展和产业链延伸。”孙建立说，“以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例，目前已经进驻了国内外知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60多家，2016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税收11.17亿元。”

向中高端服务发展，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升级

“产业规模达到2万亿元”“培育形成100家左右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从业人员达到60万，领军人才达到1万名左右”……《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所提出的2020年目标，正在逐步推进。

从全球看，人力资源服务将向着平台化方向发展，服务形态更加丰富，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更加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服务，也倒逼人力资源服务业本身转型升级。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人力资本服务领域的发展目标，契合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分析认为，“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劳动力因素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重要原因，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转换为强大的人力资本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孙建立介绍，下一步，人社部将在培育骨干企业、培养领军人才、建设产业园、推进“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等方面培育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我们还将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并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公平稳定、透明高效、监管有力、接轨国际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外商投资管理体系。加大政策支持，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发展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管理咨询、人才测评、职业社交网站、高级人才寻访等中高端服务，增加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此推动在人力资本服务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孙建立表示。（江苏领航转）